2015年5月30日 星期六

大清帝国の形成と八旗制






価格
7,400
判型
A5判・上製
ページ数
574
刊行年月日
2015
ISBNコード
978-4-8158-0798-6


書籍の内容
ユーラシア東方の覇権へ ——。マンジュ (満洲) 人が支配する大帝国はいかにして生まれたのか。国家=軍事システムたる 「八旗制」 を軸に大清帝国の構造を満漢文史料から実証的に解明、その帝国形成を中央ユーラシア世界と近世世界の交点に位置づけることで、新たな世界史像を描き出す。


書籍の目次
序 論
     第1節 問題の所在と本書の視座
     第2節 八旗制をめぐる諸問題と本書の課題
     第3節 歴史的展開

第Ⅰ部 清初八旗の形成と構造
緒 論
第1章 八旗制下のマンジュ氏族
     第1節 ジュシェン=マンジュ氏族と八旗制
     第2節 入関前の八旗グサ=エジェン
     第3節 天命後期の高位世職
     第4節 六部官制の内実
     第5節 出自・功績と 「功」
     小 結

第2章 八旗旗王制の構造
     第1節 両黄旗 —— ウラ=ナラ氏
     第2節 両白旗 —— イェヘ=ナラ氏ヤンギヌ系
     第3節 両紅旗 —— イェヘ=ナラ氏チンギヤヌ系
     第4節 両藍旗 —— ハダ=ナラ氏・ホイファ=ナラ氏
     小 結

第3章 清初侍衛考 —— マンジュ=大清グルンの親衛・側近集団
     第1節 ヌルハチのヒヤ集団
     第2節 ヒヤの職務と特徴
     第3節 ホンタイジ時代のヒヤ
     第4節 ヒヤ制の淵源
     小 結

第4章 ホンタイジ政権論覚書 —— マンジュのハンから大清国皇帝へ
     第1節 “スレ=ハン” ホンタイジ
     第2節 乙亥の変 —— 天聡九年正藍旗の獄
     小 結

第5章 中央ユーラシア国家としての大清帝国
     第1節 国制としての八旗制
     第2節 中央ユーラシアのなかの八旗制

第Ⅱ部 「近世」 世界のなかの大清帝国
緒 論
第6章 大清帝国の形成とユーラシア東方
     第1節 ユーラシア東方の 「近世」 とマンジュ=大清グルン
     第2節 大清帝国の興起をめぐって

第7章 「華夷雑居」 と 「マンジュ化」 の諸相
     第1節 「漢化」 ジュシェン=マンジュ人
     第2節 清初漢軍旗人の諸相
     第3節 満・蒙・漢・韓の混住と包摂
     第4節 〈華夷雑居〉 と 「マンジュ化」・「中国化」

第8章 大清帝国形成の歴史的位置
     第1節 大清帝国の形成とユーラシアの 「近世」
     第2節 大清帝国の支配構造と八旗制

補 論 近世ユーラシアのなかの大清帝国
      —— オスマン、サファヴィー、ムムガル、そして “アイシン=ギョロ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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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山清彦
・現職:東京大学准教授
 所属: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専攻)・教養学部(歴史学部会)
・専攻:大清帝国史・東北アジア史
・学位:博士(文学)(大阪大学、平成12年)
・研究テーマ:大清帝国の形成過程とその統治システム・支配構造。1617世紀における、マンジュ(満洲)人王朝としての大清帝国の形成・発展過程とその支配構造、および18世紀以降のその変容・変遷過程の解明を、史上著名な八旗制の実証的研究を通して進めている。また、大清帝国を通時的・共時的に位置づけるべく、淵源としての中央ユーラシア国家、比較史としての日本統一政権~江戸幕府・近世アジア諸帝国にも関心をもっている。

略歴
昭和47(1972)年

讃岐・高松生まれ。播磨・加古川で育つ。
平成3(1991)年

兵庫県立加古川東高等学校卒業(43回生)
平成7(1995)年

大阪大学文学部卒業(史学科 東洋史学専攻) 
平成9(1997)年

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博士前期課程修了(史学専攻 東洋史学)
平成9-12(1997-2000)年

日本学術振興会特別研究員(Doctoral Course Fellow)
平成12(2000)年

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博士後期課程修了(史学専攻 東洋史学)
博士(文学)学位取得(大阪大学) 
平成13-16
(2001-04)年

日本学術振興会特別研究員(Post Doctoral Fellow, 大阪大学)
平成16(2004)年

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助手
平成17(2005)年

駒澤大学文学部専任講師(歴史学科外国史学専攻東洋史コース)
平成21(2009)年

駒澤大学文学部准教授
平成23(2011)年

東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教養学部准教授(現在に至る)





2015年5月24日 星期日

蒙古學家柯立夫其人其事


費萊徹J. Fletcher不但是位難得的學者,而且是位正人君子,而哈佛正需要多幾個正人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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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毓賢


姚大力教授去年12月在《上海書評》有文章提到柯立夫(Francis Cleaves), 勾起我一陣回憶。到網上一查,柯立夫1995年以八十四歲高齡逝世時哈佛同仁例行在校報登刊的悼文,讓我對他獨立特行的性格有新的領會。

該悼文首段稱譽柯立夫是美國蒙古學的開山祖,以譯注蒙古碑拓著稱,因而榮獲法國儒蓮獎,亦翻譯了《蒙古秘史》。隨之相當突兀地說:柯立夫很早就展現了他的語言天才,在霓達姆高爾夫球俱樂部做球童工頭的時候,便在與顧客言談間學會了義大利話。

哎,看得我心裏不舒服:共事半世紀,念念不忘他出身卑微,曾當高爾夫球童工頭!這令我想起上世紀七十年代外子朗諾做學生時,柯立夫告訴朗諾他孩時家住愛爾蘭難民聚居的波士頓南區,開學第一天老師叫班上不是天主教徒的學生舉手,他是惟一舉手的孩子,後日備受同學嘲弄可想而知。柯立夫自幼便和他所處的環境格格不入,怪不得他一生漠視社會的常規習俗,寧願和動物為伍,喜歡往古書裏鑽!

柯立夫以優越的成績考進常春藤的大學之一的達特茅斯學院,主修拉丁文和希臘文。他進哈佛研究院後轉入遠東系,那時哈佛燕京學社創立不久,由俄人葉理綏(Sergei Grigorievich Elisséeff)主持。葉理綏鼓勵他研究蒙古史。悼文中說柯立夫轉系原因是佇立於校園刻有中文的大石碑引起了他對東方有興趣,不知是哪里來的傳言,因1936年哈佛三百年校慶中國校友贈送這石碑給母校時,柯立夫已獲哈佛燕京學社的資助到了巴黎,跟伯希和學蒙古文及其他中亞的語言。

柯立夫1938年抵北平師從比利時蒙古專家田清波神甫,也請當時在輔仁大學任《華裔學志》編輯的方志彤替他補習漢文。他一邊寫博士論文,一邊主持被哈佛燕京學社收編的中印研究所,繼創辦人鋼和泰男爵整理佛教文獻。

柯立夫在北平購買了很多滿文和蒙文的書籍、文檔,以滿文最多。旗人當時家道中落,加上戰事頻頻,更急於出手,而看得懂滿文的人無幾,漢人對這些東西無興趣,柯立夫便大批廉價收購。這些文籍最終歸入哈佛燕京圖書館,令該館的滿文收藏居美洲之首。他1941年準備回哈佛教書前把寫好的論文郵寄回美,不幸遇上太平洋戰爭爆發郵件遺失了(戰後才在日本神戶找到),只好著手重寫;但不久便棄筆從戎,加入美國海軍陸戰隊參加太平洋戰役。據他說,有一次中國部隊撤離一個駐防點要讓美軍接防時,他進入一個大廳,竟發現裏面都是滿文書,沒人帶走,他得國軍軍官允許,向美軍借用一部裝甲車,把書悉數運回哈佛。戰後他被委派遣送華北的日本僑民回日,遇上日僑遺棄下的圖書亦都搬運到哈佛。

其實柯立夫在琉璃廠的豐收,方志彤的功勞相信也是很大的。方志彤一生嗜好搜書,後半生到了美國,波士頓和劍橋的舊書商都認識他,退休時家裏書堆得實在沒辦法,碰上中國改革開放,便把大部分贈送給北京大學圖書館。高峰楓去年9月在《上海書評》的《所有人他都教過》一文中引柯立夫的信說他在北平三年間和方志彤過從甚密,有時天天見面。又引伊莉莎白赫芙(Elizabeth Huff)的話說她從哈佛到達北京後,經柯立夫介紹,亦請方志彤輔導學古文,而方志彤課後必帶她逛書店吃館子。柯立夫人地生疏,沒有方志彤帶路大概不會迅速搜到那麼多好書。

可惜柯立夫未能維持他和方志彤的友誼。有一次朗諾和柯立夫一起走出哈佛燕京大樓,恰巧方志彤迎面而來,柯立夫趨前和他握手,說:“Achilles,你記不記得我們在琉璃廠一起逛書店多麼開心!”方志彤很不耐煩地說:“Water under the bridge!” 那時柯立夫是終身教授,曾當他老師而且學問一點都不差于他的方志彤卻是講師,地位懸殊,意謂大江東去,前塵舊事何必重提。

柯立夫很喜歡教書,一直到1980年被迫退休都留在哈佛,除教蒙文和滿文外,還負責二年級文言文,用《論語》和《孟子》做課本。哈佛教授每六年可享受一學年的帶薪學術假,他一次都沒拿取。學生也喜歡他那種完全無架子、不拘小節、說話無禁忌的作風。

他身體魁梧,相貌堂堂,但乖僻是出名的。他星期一至星期四住在離校不遠的霓達姆市,這是波士頓城的高尚郊區,每家前院照例有修剪齊整的草坪、刻意栽種的花卉,他的園子卻亂草叢生,讓左鄰右舍側目,並且不設衛生間,亦不裝備暖氣,冬天靠和他同床的金毛獵犬取暖。他週末開車把狗群帶回離劍橋兩個多小時車程的新罕布什爾州的農場,這秀峰環抱的農場有一百多英畝,農舍卻也沒有衛生間沒有暖氣設備。他省吃儉用,錢都花在動物身上,缺錢用便跑到附近的滑雪場當停車場售票員,毫不感覺自貶身份。

喜愛動物的他,小時常把野外的蛇、臭鼬帶回家,有一次甚至偷偷地瞞著家人郵購了只黑熊。我們認識他時,他在農場上養了十多匹馬、數十頭牛,每頭牲口都取了名字,有些是學生的名字。這些動物是不賣不宰的,當孩子看待,有朋友喜歡就送人。看來他對蒙古情有特鐘,和他喜歡戶外生活喜愛動物有關。

朗諾有一次問柯立夫到了蒙古有何感想,他說:我走出火車看到一堆堆馬糞牛糞,發出的蒸汽冉冉上升,就歎口氣說,果然到達了!”

朗諾和我與柯立夫熟稔,除因朗諾上他的課外,還因為他人若在劍橋下午三點鐘必到洪宅和洪業茶敘, 同讀一篇古文或討論一個問題,數十年如一日。夫人已去世,我們常請兩位單身漢吃晚飯。洪業約八十歲,柯立夫不到六十。洪業雖一頭白髮,高瘦的身幹是直挺的,如玉樹臨風;柯立夫體重兩百多磅,勢如泰山。酒酣飯飽後,兩人便引經據典地談古說今,往往用拉丁文抬杠,到深夜方散。柯立夫總向我要了熬湯的豬骨頭帶回去喂狗。柯立夫不善於與人周旋,洪業則是個深懂人情世故的儒者,但兩人在學問境界裏找到了共同的園地。洪業有兩篇文章是受他激發而寫的,一篇是《錢大昕詠元史詩三首譯注》,另一篇是《蒙古秘史源流考》。後者的出版可說相當不幸,因為柯立夫——真正的蒙古史權威——並不同意洪業的結論,但因不願破壞兩人友誼而把自己研究蒙古秘史的成果擱在一邊數十年,一直等到洪業逝世後1982年才發表。

柯立夫做學問一絲不苟,慣於從考證著手。然而他把十三世紀蒙古文寫的《蒙古秘史》用十七世紀英譯聖經的語言翻譯,說非如此不能表達原文的韻味,是具爭議性的。此書引論裏爬梳了《蒙古秘史》在中國以及國外的流傳史和版本史,不時引述洪業的見解,也指出他不同意洪業的地方;註腳不多,打算把較詳盡的注釋另冊發表,說這做法亞瑟韋利(Arthur Waley)翻譯《詩經》和洪業的《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時開了前例,可惜第二冊最終沒面世。

哈佛同仁的悼文結尾說:他的學術著作力求準確清晰,翻譯儘量字字忠於原文,是寫給其他學者和自己的學生看的,所引的俄文都譯成英文。他很執著於內心的標準,無論學術和道德方面都如此,而且主見甚深,又有鐵般硬朗的身體,令人想起撒母耳詹森(Samuel Johnson),而詹森的文筆正是他心目中的楷模。

柯立夫對1866年即注譯《蒙古秘史》的俄人帕拉迪(Archimandrite Palladii Kafarov)很尊崇,引的俄文相當多,為使學生看懂都譯成英文。但法文德文則沒譯,當時漢學家都得看懂。有趣的是中文倒譯了,因他們一般中文程度不高。

柯立夫的英文的確很美,成見的確很深,軀體的確如詹森般龐大硬朗;但沒聽說過他刻意模仿詹森的文筆,乍看也不特別像,雖說英文寫得典雅多少都會受詹森的影響。不過從修辭的角度看,把柯立夫和大文豪拉在一起來替悼文作結尾,倒瀟灑得很。

無論十七世紀還是詹森的十八世紀,柯立夫的精神世界總而言之不植根於二十世紀,這點跟洪業上世紀三十年代在北平每週定時茶敘的另一位摯友鄧之誠相似。鄧之誠也是個不願在二十世紀落根的人。

柯立夫一生最大的憾事是,他的得意門生、出自學術世家才氣橫溢的約瑟夫費萊徹(Joseph Fletcher),好不容易學通了漢文、阿拉伯文、波斯文、俄文、日文、蒙古文、滿文、梵文和歐洲多國語言,準備好好梳理亞洲內陸的歷史,卻英年早逝,如今學者只能在他寥寥數篇文章以及他參與撰寫的《劍橋中國史》中略窺他的才華

哈佛當年很少提升年輕學者作終身教授,費萊徹臨此關時並沒有著作,柯立夫在文學院教授大會中為他力辯,結語令人莞爾,他說:費萊徹不但是位難得的學者,而且是位正人君子,而哈佛正需要多幾個正人君子!”

費萊徹1984年癌症突發去世,柯立夫主動代課替他把學年教完。以後數年不支薪繼續在哈佛開課教蒙文和滿文,條件僅要哈佛補貼他來往農場的交通費,和讓他免費在教師俱樂部用餐。

我最近見到曾當柯立夫助教的鄭文君,她回憶說:我七十年代做他學生的時候,班上只有四五個人,就在他哈佛燕京學社二樓的辦公室上課,他課上不久,就開始講故事了。再不久,也就要泡茶了。有個學生被指定到走廊對面把茶壺注滿水開爐灶,另有靠門的學生被指定聽水滾的聲音,又有個學生負責趕快去沖茶,因為用Francis的話說,我們之間有個賊頭賊腦的韓國人,一不小心滾水就給他霸用了。這韓國來的研究生大概以為水煮開了任何人都可隨意用。我們在他班上文言文學得不多,倒吸取了不少歷史地理和做學問的常識。後來我做他助教時學生有十多人,因依新規定學日文的研究生須選文言文……Francis寫的英文字很好看,還寫一手漂亮的漢字。我做他助教時他常慷慨地請我吃午飯,相信不少窮研究生因他而經常可飽食一餐。有一天我和他在教師俱樂部吃過午餐走回他的辦公室,路見哈佛正把一棟好好的大樓拆了重建,他搖頭不已,進門隨手提起粉筆在黑板上寫了四個字:嗚呼哀哉,遒勁有力。

戴梅可(Michael Nylan) 記得柯立夫有一次觸怒了頭公牛,被牛角刺傷,請洪業代課幾個月,等到康復了回課堂,不假思索便把襯衫拉起讓學生看他的傷痕。

現在臺灣執教的甘德星(Kam Tak-sing),回應鄭文君的郵電回憶道:教授這怪傑,可談的事太多了,叫我從何說起?現在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學系主任Ross King和我,還有現在印第安那大學宗教系的Jan Nattier 和中歐亞研究系的Christopher Atwood,相信是他最後的幾個學生。他為了給我們開課,清晨約四點鐘就須起床,喂飽他的牛、馬、狗和其他牲口,然後開車到巴士站趕往劍橋那班慢車。課從下午一點鐘上到四點,滿文蒙文同時教。他人還未走入課室,氣味早就先飄襲進來。他退休後我們每年總去看望他一趟。他家沒電話,也沒有茅房,有急就得在他莊園裏找個安靜隱秘的地方解決……”

我大概嗅覺特別不靈敏,不記得柯立夫有何異味。只記得他講話有趣,不時以古鑒今,拿世界各地的事物互相印證。和洪業一樣,對他而言,東方與西方之間不存在鴻溝,古代與現代之間不存在裂罅。他雖愛好大自然,但對大自然沒有浪漫迷思,常說:大自然是殘酷的,是極端耗費的,成千成萬的魚卵孵化成小魚的至多數百,數百條小魚也只有數條能生存長成大魚。

他完全沒有政治正確意識,聽我偶爾一番議論後,總搖頭歎說:你那小小的腦袋怎可能裝得下那麼多東西?”

柯立夫是洪業的遺囑執行人。柯立夫有親弟妹,但遺囑執行人指定他臺灣來的學生劉元珠。教授數十年對柯立夫執弟子禮,難得的是連她香港來的丈夫也對老師孝敬有加。替柯立夫善後必定不簡單,要收拾他城裏亂雜的房子和新罕布什爾州的農場,無數的書籍和文檔,包括白費了許多人的苦心十五年的光陰後放棄的《哈佛燕京大字典》遺骸,這些裝滿了一排綠色檔案鐵櫃的卡片,被柯立夫以悲天憫人的懷抱收容在他的農場地窟裏。

互聯網上有則發自蒙古的訊息:蒙古國立大學於2011年有個隆重的柯立夫一百周年誕辰紀念學術大會。這種哀榮是柯立夫不會料想得到的,也是他的哈佛同仁難以企及的。





《上海書評》(2013年4月7日)



再談柯立夫和方志彤藏書癖:漢學制度前的產物


  方志彤和女兒攝于1951年。
在一篇文章中,北京大學英語系系主任高峰楓方志彤在北平幫助過不少哈佛留學生,《元朝秘史》的英譯者柯立夫就是其中一位。柯立夫明確說:「我最初是先生的學生」,然後盛讚方志彤的人品和學問,說他是「通曉中國文化傳統博大精深之處的君子」。 
多年前,我和高峰楓教授一道到台南看乾隆的滿漢文碑,他對我的滿洲研究甚感好奇,但我想他應不知道我是柯立夫老師的學生,正如那時我不知道他對老師的事情感興趣一樣。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甘德星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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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毓賢

[導讀]  : 柯立夫和方志彤同有藏書癖。曾經非常親密,但後來因機遇懸殊友誼無法維持下去。兩人都是個特殊時代的產物,恐怕漢學“制度化”後,再也產生不了也容納不了像他們這樣獨立特行的人了!


《蒙古學家柯立夫其人其事》在《上海書評》(2013年4月7日)發表後,接到一些評語,藉此補充和修正。

梅維恒(Victor Mair) 說他學生時代到過柯立夫的農場,記得他養的是黑摩根馬。我才想起柯立夫也收藏美國早期農具,養這種健壯耐勞能幹農活的馬,意趣是相同的。

白牧之(Bruce Brooks)說他和柯立夫做同事還算合得來,因有共同語言。但他嫌柯立夫太墨守于伯希和的成規,而且因不完全同意洪業的看法就不願在洪業生前發表他的《蒙古秘史》英文譯注,未免尊師尊得太荒謬了,這其實是一種執拗。學問是不斷地自我駁斥才能前進的。“在我所知道的人之中,柯立夫最不輕易改變自己的主張和理念,習慣更是一成不變。你若不欣賞只好遠遠避開他,我可以說兩者兼有。”


艾朗諾(Ron Egan) 說柯立夫走出烏蘭巴托火車站看到的不是馬糞牛糞,一堆堆蒸汽冉冉上升的是駱駝糞。

劉元珠(Ruby Lam)說她並不是柯立夫的遺囑執行人,執行人是位伯魯杜克神父(Hector Bolduc),可是她與她丈夫將全力維護她老師遺留在新罕布什爾州的書籍。這些書籍藏在Gilford鎮上的一座天主教堂內。

我網上一查,發現伯魯杜克神父和柯立夫一樣,也是個不願在二十世紀植根的人,他為拉丁文不惜與教廷抗爭,被免職數十年。怪不得他們兩人“臭味相投”。

伯魯杜克神父1936年出生於新罕布什爾州,比柯立夫小二十多歲,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也從軍,也喜歡旅行,學各種語言,包括古埃及科普特語,而且嗜好收藏書籍。他快四十歲時在瑞士受當地的大主教封為司鐸。這位大主教和他一樣,以維護用拉丁文舉行彌撒為己任,他們覺得拉丁文有深遠的傳統,而且是超地域性的,全世界都可通用。當梵蒂岡規定所有的彌撒都必須用當地語言時,這位元大主教和伯魯杜克神父仍堅持己見,結果大主教被逐出教會,伯魯杜克神父沒有被逐,亦被免了神職。他的父親逝世後他回到新罕布什爾州出生的家養牛,當地居民出錢出力替他建立一座小教堂,教堂一整邊的牆壁用來放他的藏書,其中有上千年的古書,每一本他都讀過。2008年上任不久的新教皇決定允許繼續用拉丁文舉行彌撒,伯魯杜克神父感到他三十四年來堅持的信念終於被肯定了。他去年才逝世。

我把在《上海書評》發表的文章傳給哈佛燕京圖書館的西文書籍負責人林希文(Raymond Lum),他告訴我關於柯立夫遺留在新罕布什爾州的書,賴大衛(David Curtis Wright) 有專文在《宋元研究學報》(Bulletin of Song-Yuan Studies)第28期(1998)討論,並影印了一份寄給我。

除了把賴大衛的文章影印給我外,林希文還讓我看他紀念方志彤的英文未刊稿。方志彤有驚人的學識,又是極優秀的教師,艾朗諾英譯《管錐編》扉頁上獻給方志彤,不但因為他從事這項工作,是錢鍾書清華時代的要好同學方志彤鼓勵他做的,而且他看得懂文言文,全得力于方先生。然而“冒牌華人”之譏一直籠罩著方志彤,沒想到素來對隱私設防甚嚴的他,卻向忘年之交林希文傾訴他的身世。下面我得他的同意擇錄以饗讀者。

柯立夫和方志彤同有藏書癖。曾經非常親密,但後來因機遇懸殊友誼無法維持下去。兩人都是個特殊時代的產物,恐怕漢學“制度化”後,再也產生不了也容納不了像他們這樣獨立特行的人了!

柯立夫在新罕布什爾州留下的藏書與文件

賴大衛說柯立夫該教堂的書約有一萬五千本書,包括十八世紀出版的英文和法文關於亞洲的成套書籍,藏在裝了玻璃門的書櫃裏。

他1997年花了約十五個鐘點翻看柯立夫遺留的檔, 有些經整理放在鐵櫃裏,但仍有大量堆在桌面,發現其中有手稿也有打字稿,用的多半是油印行政通知的反面,可見柯立夫節儉成性。賴大衛抽查了的檔分數大類:(一)有三十多個檔夾註明《蒙古秘史》的資料,大部分是書的打字原稿。柯立夫英譯了《蒙古秘史》後,本來打算把較詳盡的注釋另冊出版,但第二冊始終沒有出版。賴氏只見到零星的未刊注釋,希望未經他過目的稿件中很多,將來有人把這些珍貴資料發掘出來發表;(二)元史:柯立夫以譯注《元史·本記》出名,這些大部分在有帶副本的打字稿完美地保存著,包括本記1-2, 4-14, 17, 21-26, 28-29, 34-35,註腳整齊地置放在稿件下端,大多數手稿也保留了。另有十多種《元史》中人物傳的譯注;(三)三十多箱沒有完成的《哈佛燕京大字典》的卡片。據文檔記錄,其中有些1976年寄了給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蒲立本(E. G. Pulleyblank)教授;(四)其他:關於蒙古和元史的文稿,波斯文獻的譯注,課堂教材等等。

賴氏報告說要查閱這些文件不容易,因為教堂沒有專人負責,而申請要參觀和研究的學者很多。

注:內蒙古大學周清澍教授對柯立夫的蒙古學藏書,於2005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作了一份報告,說在新罕布希爾州的柯立夫藏書中各種語種的工具書,如突厥語、波斯語、阿拉伯語、蒙古語的詞典特別多;波斯文的蒙古史史料不少是原文本,蒙古文書籍相當多,包括幾份蒙古文家譜,二十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北京蒙文書社出版的蒙古文書籍,柯立夫幾乎一本不漏地均有收藏。叢書中《東方學文獻》收藏得非常全,俄國、蘇聯時期歷史地理學會的雜誌收集得很完整。

林希文紀念方志彤博士

方博士握著扭曲了的金屬黑手杖在街道當中行走,腳上穿的是麂皮絨黑鞋配白襪子,法式貝雷帽下瀉出數撮白髮。他危及了來往的車輛和自己的性命而渾然不覺,所幸哈佛校園恬靜的後街交通稀少。


我下班經過他住處附近,向他揮揮手,他便往我這一邊走來,卻不上行人道, 我只好陪他在街上走,頓然領悟方博士素來要別人遷就他,現在年高望重,人人又都知他性情古怪,更覺得理當如此。

他問我有沒有時間看看這一帶的住宅區,我實在沒時間,但他已用手杖彎勾住我的手臂說:“當然有時間!”又問我看到他還了圖書館的口述史沒有。我在圖書館工作,見伊莉莎白·赫芙(Elizabeth Huff)的口述史談及他們兩人數十年前短暫的情事,便把書傳給他先看。方博士說他並記不得有這回事,抗議道:“他們不該出版此書。可是他們有的是錢,也拿他們沒辦法。”我加快腳步跟上他的步伐,發現他手杖主要用來推開路上前面的樹枝和石頭。看到有車駛來,我便本能地趕緊輕輕推他躲閃。

“你住哪呢?”他又問。我沒上過他的課,他很可能連我的名字都不清楚,但我們多年在哈佛燕京大樓走廊上碰面,他總和善地點頭和我打招呼。

“我就住在叫樹蔭坡這一帶,都是自有宅,但我們是租的,住了二十一年了。這條路可穿越對面的諾頓樹林。看到圍牆沒有?建築這圍牆為的是要擋住屋價較廉的撒墨爾莊。看到那棟大樓沒有?劍橋和撒墨爾莊的分界線穿過那棟大樓,但到了我們的房子就把界線挪了些,讓房子歸屬劍橋。進來喝瓶啤酒吧。”

到處都是書!壁上,地上,桌上,都是書。“來看看我的書!”他不是邀請我而是命令我,一邊說一邊已上了樓。樓上有更多書。這顯然是他的私人天地。門把上,欄杆上,窗簾架上,所有凸出的地方都掛著穿過的衣服,約莫可見有洗好的整整齊齊地疊在一角;除此外到處就是書,高高地堆滿兩間臥室,有樓梯可走上他三樓的書房,書房自然有更多書,連樓梯口也占了一半,須側身才能登上去。

他撿起一本:“你瞧,這是我昨天找到的。此人只寫了四本書,都關於文化人類學。我全看了。才三塊錢。哦,我可不是研究人類學的。”他把手一揚, “這些書我都翻過。我打算捐給清華。清華是我的母校,你知道嗎?可是需要裝箱,付運費,我都不行。我辦公室裏還有書。我兩年前退休了,退休後可以保有辦公室兩年,可是他們又能把我怎麼樣?難道踢我出去,把東西都丟在街頭?”我們兩人默默相視,我也沒有答案。

方志彤,這研究古希臘的韓國學者,在哈佛教了三十一年的中文。他告訴我:“我的母語是韓國話,然後學日語,再學中國話。我在韓國讀書的時候講的是日語,可是看的是中文。我十六歲開始學德語,不是在學校學,自己學的,捧著課本學,課本上那些荒唐的東西只有德國人才寫得出來。我發願要學所有的主要語言,但梵文和俄文一直沒學好。”

“那一堆全是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應該都歸圖書館。這邊一本中文書都沒有。全是希臘和拉丁文經典。我是古希臘學者,不是中國學者!”我聽得有點糊塗,他究竟是說他做學問不研究中國,還是說他不是中國人呢?

我們下了樓。他的兒子說有點事要出去。不久他的德國太太(第一任太太是中國人)提了兩個購物袋回來了,我記起圖書館每月舉辦減價售書會時,常見到方博士提了兩購物袋的書滿載而歸,他們兩人還蠻相像的。

他介紹我們認識,但這另一位方博士對我突然的出現似乎不甚高興。我還沒有脫外衣,她就對丈夫說,“這裏冷得很,不要讓他脫外衣。”“所以說嘛,我就是為這原因沒叫他脫外衣。”隨即兩夫婦用德語交談。方夫人出去一會兒又回來,脫了外衣,把電話帶進樓梯下的小房間裏躲開了。

“吃花生吧。來這兒坐。我們中國人喜歡喝酒時吃點東西。窮人吃花生不吃瓜子,南方除外。北方長西瓜的季節太短了。”原來他把自己打造成中國人,也說服別人把他當中國人。

“我來了三十一年沒有回去過亞洲。數年前我的家人都去了歐洲,我不能去,要看守這些。”他把手揚向幾乎連壁爐都全掩蓋住的書。

我不久就搬了家,下班不再途經方博士的住處,但這之前凡是星期五遇上天氣暖和,方博士總請我和他一起吃中國菜,是他一位決定不繼續念中文的學生從唐人街帶來的。我則帶瓶葡萄酒,兩人便坐在他家門前的遊廊上吃,因為裏邊是放書的,不是給人坐的。他那些日子開懷地大談他熟悉的艾茲拉·龐德,抨擊“費蔣介石”(費正清教授John Douglas Fairbank),替我正在寫的博士論文想點子,告訴我他因在中國的時候做韓國人不安全,於是裝為中國人。他對我平等看待,我覺得很榮幸,但我一直都沒直呼他名字,總稱他為方博士。

後來艾朗諾和一些他教過的學生幫他把書裝箱,送到北京大學去了。有一小部分經我手捐了給哈佛燕京圖書館。

方博士1995年11月22日去世後,另外那位方博士打電話給我說有幾本照相簿,要捐獻給哈佛燕京圖書館。說她父親是位醫生,她小時候跟著家人從德國到中國去,是在中國拍的照片。她不但精通中國話,而且成了位中國紐扣專家。她和方志彤是在中國認識的。我訪問了她數次,但從不談方志彤,因她有她自己的中國故事。她也許不記得我就是那個星期五晚上和她丈夫在門前遊廊吃飯的人。有個耶誕節她請我到她家,給了我一些餅乾,是用她在中國收藏的木模子做的,做給她的孫兒吃。她九十二歲那年被房東逼迫搬遷,離開住了半個世紀和方志彤與孩子們共築的窩,翌年2008年2月便逝世了。




《上海書評》2013年6月2 日


2015年5月16日 星期六

懷念柯立夫老師


蒙古國立大學於2011年有個隆重的「柯立夫一百周年誕辰紀念學術大會」。這種哀榮是柯立夫不會料想得到的,也是他的哈佛同仁難以企及的。──陳毓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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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49月,我到了花旗國麻省康橋的荷花大學東亞系報到。系上的秘書巴巴拉幽幽的告訴我,系主任想和我談一談。我心裡納悶,但仍跟著她的背後往前挪動。

我入學那年,花旗國的經濟已大不如前。在東亞語言及文明系、歷史與東亞語言研究、內陸亞洲與阿爾泰學程、東亞地區研究四個program(me)s錄取的幾十名學生中,雖然我總排名第二,獲發的獎學金據說也是比較多的幾個人之一,但獎學金已非如普林斯頓大學,給足全額,因此我異想天開,以為系上或許會把獎學金再補加給我。

踏進系主任辦公室,見到了以研究日本文學著名的Cranston教授。教授滿頭銀髮,留了大鬍子,樣子慈祥。他請我坐下來後,輕聲地慢慢對我說:「你原來的指導教授Joseph Fletcher(傅禮初)幾個月前去世了,他原以為還來得及見到你……由於你的背景,你或可轉攻日本史或中國史,又或者你仍想繼續你的滿蒙研究?」真個是晴天霹靂。不過,我很快就定下神來,回說滿蒙研究是我在高中時便已定下的方向,所以並不打算改變初衷。Cranston教授說:「那沒關係。系上已和Fletcher教授的老師Cleaves(柯立夫)教授聯繫上,他已經退休,但十分樂意從New Hamshire來康橋給你講課。」就這樣,我成了柯老師的學生。此後兩年便專心跟老師學習蒙古文和滿文。

在課堂上,老師主要教蒙文,他謙虛的說他不是滿文專家,不教滿文;但經不起我的要求,他說他可以「順便」和我讀一些滿文的東西。為此,他選用了滿蒙漢三體的《滿洲實錄》當教材,我們先看蒙文,再看滿文。老師的教學法是swim or sink,這和自修其實沒有太大的分別。他不教字母,不教文法,第一堂課,告訴你用的教材,用哪一本文法書,哪一本字典後,你就得回家準備閱讀的材料。三小時的課,他只教三到四行,講解卻天南地北,這個蒙古字是源自希臘文或拉丁文,要參考這一篇德文文章內有關衛拉特Oyirad語的文法解釋,同時要看這篇Pelliot寫的法文論著,有關若干文字的字源要參看某本俄文辭典,日文專書也不宜忽略。雖然中、日、英文這些一早就學會的語言,對我來說,沒有難度,但要同時兼顧五六種歐洲古今語文就不能說沒有壓力。結果,這個原來有五六個同學的班,在一個月內便有三四人沒頂,一命嗚呼,到學期末只剩下兩人,這兩個劫後餘生的倖存者之一就是已七癆八傷的我。我曾經向柯老師說我有點跟不上進度,老師卻轉過頭來,一臉嚴肅的說:「這是因為你不用功!」抗議既然無效,便只好硬著頭皮,「從容就義」,結果柳暗花明又一村,竟因此而領悟到很多研究阿爾泰學不著筆墨的竅門。現在,若有同學說上我的課壓力太大,我也會學著柯老師的口吻跟他說:「這是因為你不用功!」

老師這種要求正確理解字義的「語文學」訓練其實極為重要,可惜現在已被視為過時,學者研究學問亦變得虛無飄渺,游談無根。或許受柯老師的影響,我現在研究所開的滿文班,三個小時下來頂多也是教五六行,如時間許可,亦會「順便」跟同學談談對譯的蒙古文。

上世紀末,在荷花大學與老師鼎足而三的名教授還有Richard Frye(波斯歷史、語言), O. Pritsak(突厥、南俄草原)二人,這是荷花大學內陸歐亞研究的黃金時期,自他們相繼辭世後,荷花大學的內陸歐亞研究便邁入了另一個階段了。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甘德星)

2015年5月3日 星期日

蒙古學泰斗柯立夫先師悼念文



Memorial Minute: 

Francis W. Cleaves  (1911-1995)


Francis Woodman Cleaves, the founder of Sino-Mongolian studies in America, devoted his career to the study of ancient Mongolian, represented by 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s which he had collected in China as rubbings from stelae and published in meticulously annotated translations. His work was early recognized by the award of the Prix Stanislas Julien by the 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 Lettres. He also translated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the major text in Old Mongolian.

Cleaves ' linguistic aptitude was demonstrated early when, as head caddy at the Needham golf club, he picked up Italian from his charges. At Dartmouth he majored in Classics, and when he came to Harvard for graduate study, he enrolled in the 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Philology, but transferred after a year to the Department of Far Eastern Languages, lured by the Chinese inscribed stele outside Boylston Hall. Supported by a Harvard-Yenching Fellowship, he went to Paris for three years, where he studied Mongolian and other Central Asian languages with Paul Pelliot before proceeding on to Peking. There he continued his Chinese studies and worked on Mongolian with Father Antoine Mostaert, who became his friend and mentor. During his sojourn in Peking he resuscitated the Sino-Indian Institute, dormant since the death of its founder Stael-Holstein. He catalogued its library of works on Buddhism, assembled a staff, and started work on a major indexing project.

In 1941 Cleaves returned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began teaching Chinese in Harvard's Department of Far Eastern Languages, while writing a new dissertation in place of the one he had finished in Peking and lost with the shipment of his books on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with Japan. (The boxes surfaced in Kobe after the war, intact along with the ms. of his thesis.) He enlisted in the Navy and served in the Pacific. At the end of the war, he was put in charge of the repatriation of the Japanese civilians in North China, collecting their abandoned books in an Army truck and shipping them back to the Harvard Library. He returned to Harvard in 1946 to begin a career of teaching Chinese and Mongolian which continued without a break (no Sabbaticals!) until he retired, reluctantly, in 1980. He continued publishing articles on Mongolian language and Yuan Dynasty history, making up the more than seventy items in his bibliography, not counting an equal volume of unpublished manuscripts left at his death, among them his extensive annotations to his translation of the Secret History.

He loved teaching, and when Joseph Fletcher, his former student and successor in Mongolian and Central Asian studies, died midterm, Cleaves returned to teach his classes without remuneration, commuting twice weekly from his New Hampshire farm. His dedication to his students earned their affection as well as respect for his scholarship, and many of them continued to visit him at his farm, where he lived alone with his herd of cattle, horses, and an ever-multiplying pack of Golden Retrievers. He had always loved animals, from the time as a child when he brought home strays, snakes, a couple of skunks, and a mail-order bear cub. His farm animals were not for sale but kept, rather in emulation of the Mongol herdsmen whose exploits he chronicled, as part of a pastoral life. He eschewed such modern conveniences as the telephone and was accessible only by mail or personal visit.

In his scholarly writing his goal was always precision and clarity, and he strove to make his translations as nearly literal as possible. He wrote for students as well as for fellow scholars, and so provided translations of all quotations from Russian sources. A man of uncompromising standards--both scholarly and moral, strongly held opinions, and an iron constitution, he was in many ways reminiscent of Samuel Johnson, on whose prose style his own was modeled.

He was born in Boston in 1911 and died in New Hampshire on December 31, 1995. He never married and is survived by a brother, Bertram, and a sister, Marcia Nickerson.


Respectfully submitted,

Richard Frye
Nicola Di Cosmo
James Hightower (Chairman)
Masatoshi Nagatomi
Rulan Pian
Edward Wagner



(Harvard Gazette, January 22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