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7日 星期四

汪榮祖: 從主體性說到新清史


「清代政治史研究學術工作坊」第十六期紀要 



2018年5月12日下午,由清史研究所古代史教研室主辦的「清代政治史研究學術工作坊」第十六期在人文樓四樓大會議室舉行。臺灣中央大學汪榮祖教授以《從主體性說到新清史》為題,向在場的師生做了報告。本次工作坊由楊念群教授主持,夏明方、劉文鵬、董建中、毛立平、胡祥雨及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邱源媛等諸位老師和所內外碩博士五十余人參加了此次活動。

本次報告主要分為四個部分。汪榮祖教授首先介紹,不同于自然科學,作為人文社會科學的歷史學存在“主體性”。人文社會科學對於客體的認知涉及到個人的價值觀與文化背景,於是就有了“主體性”,而這種“主體性”主要源自文化背景。汪教授認為受近代西潮衝擊的影響,無論學制、方法與理論,中國莫不仿效西方,而這使得我們喪失了“主體性”,從而在學術上失去了話語權。而西方學術界往往以其文化背景、政治偏見、意識型態來看中國歷史,對中國歷史的解讀存在無可避免的價值判斷。近年美國“新清史”的興起就是為了奪取清史研究的話語權,其不過是西方學界對於中國歷史的主觀看法。汪教授提醒我們,若盲目跟從就會自失主體性與話語權。


其次,汪榮祖教授梳理了 “新清史”的日本淵源,認為日本學者對“新清史”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影響。尤其是岡田英弘等日本學者的“滿蒙非中國”論,在“新清史”中得以承襲。

複次,汪榮祖教授對“新清史”的觀點作了一一回應。針對“新清史”誤將滿洲當外國的認識,汪教授梳理了中國歷史上東北與中原王朝的關係,認為遼東地區乃至整個東北地區都在明朝的統治勢力範圍之內,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新清史”否定滿族漢化,汪教授認為值得批判,並列舉種種漢化史實以證明。尤為注意的是具有滿洲特性的八旗教育仍是灌輸漢文化。八旗學校以清書、漢書、騎射為主,並兼習翻譯,但是滿文缺少經典,知識基礎仍然建立在漢文典籍的滿文譯本之上,與漢族傳統的經、史教育並無不同。可以說,八旗教育實際上在型塑漢族的思維模式與價值取向。汪教授隨即講到滿族也存在中國化,即清朝皇帝始終認為自己是中國皇帝,順、康、雍、乾四帝,在文獻中都表述自己的中國皇帝身份,從而批判了“新清史”的“清朝非中國”論。“新清史”認為清朝的版圖擴展類似於近代西方殖民擴張,汪教授主張疆域的擴大並沒改變中國的本質。清帝國非近代殖民帝國,他的版圖擴展是以保障農業地區的安全為主,仍不脫傳統中國的保守與防禦性質。這與西方列強以武力奪取殖民地,任命總督,掠取殖民地的原料、勞力與市場,並灌輸其宗教與文化價值,且有意壓制自主意識,差異極大,“新清史”比擬不倫。同時,汪教授提醒該如何看待滿漢民族矛盾尖銳對立的晚清,他認為“排滿主義”的盛行,非因滿族不是中國人,而是滿人政府之無能,故種性攻擊乃其革命之手段,有助於清朝之傾覆,排滿不是“種族性”,而是“政治性”的。




最後,汪教授介紹了美國的邊疆理論,該理論認為環境改變了民族與制度,地區之間的互動也型塑國家的走向,19-20世紀之交,美國成為眾多地區的組合。美國史是地區主義與國家主義兩股勢力的激蕩,最後國家主義統一地區分歧。而這給我們國內研究的啟示就是滿人入主中原,豈能不受中原環境與文化的影響?此即漢化。中原與邊疆的歷史互動,最後形成的是國族主義,而非地區分離主義。新清史用二分法將中原與邊疆對立,甚至將中原併入邊疆,實在不妥。

汪教授總結到歷史由人書寫,人有七情六欲,須征而後信。史學像其他人文社會學科一樣具有主體性。新清史乃美國一家之言,應該受到嚴格檢驗,不宜盲從。史家需要才、學、識、德,而讀史者要能超越一家之言,而且具有批判的眼光。

討論環節,在座師生就阿勒泰學派、皇族婦女、漢化、史學研究方法、“新清史”如何形成、“新清史”的影響以及如何評價“新清史”等諸多宏觀、具體的議題作了廣泛討論。


(人大清史所,2018-5-15 )


延伸閱讀:
邊緣即中心—新清史與中國歷史敘事
美國的『東方想像』:『新清史』



2018年4月28日 星期六

邊緣即中心—“新清史”與中國歷史敘事






本講座以近年來為中國學界熱議的美國“新清史”為切入口,討論歷史敍事問題。在梳理了“新清史”的內容後指出,“新清史”與其說屬於國際阿勒泰學的一部分,毋寧說位在中國史研究的末席,中國學界過分強調其解構中國史的一面實有誇大其辭之嫌。追根究底,“新清史”堪稱戰前日本東洋史的“私生子”。儘管如此,對於“新清史”的出現及其成為話題,仍有在全球史語境下加以分析的意義,對於中國學者來說,就是如何書寫中國歷史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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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江,1963年10月生於揚州,長於伊犁,籍貫淮安。1981年9月考入南京大學歷史系,1985年獲學士學位,1988年2月研究生提前畢業,獲碩士學位。1993年考入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科博士課程,1999年獲博士學位。1988年-1992年任南京大學歷史系助教。在東京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先後在早稻田大學法學部、駒澤大學文學部等教授東亞史。2000年赴日本靜岡文化藝術大學國際文化系工作,歷任副教授、教授。現為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政治學系和歷史學院教授,學衡研究院院長。 致力於從社會史和思想史角度研究16-20世紀中國和東亞世界,研究方法涉及人文社會科學諸多領域,有代表性的研究如下:(1)中國近現代社會史、政治史和思想史,共同創辦“新史學” 叢刊(中華書局)。(2)宗教學。側重宗教概念、基督教、中國民間宗教、日本民眾宗教等。(3)歷史與記憶。關注歷史敍述、民族主義等問題,主持“歷史與記憶譯叢”(南京大學出版社)、“歷史與記憶研究叢書”(三聯書店)。(4)概念史(思想史)。從全球史角度考察西方知識移入中國/東亞的過程及其變異,共同創辦《亞洲概念史研究》叢刊(三聯書店)。(5)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與“京都學派”、“近代超克”有關之日本現代性問題。

2018年4月12日 星期四

第六世達賴喇嘛—藏滿蒙政治角力的犧牲品


(圖:拉薩布達拉宮內的六世達賴像)


1792年乾隆帝御筆親書的漢文版《喇嘛說》(雍和宮御碑亭有滿、漢、蒙、藏碑文),稱藏傳佛教為「喇嘛教」及「黃教」,雖有些內容並不準確,例如說「創教」者為元朝時候薩迦教派(Sa skya pa)的法王八思巴('Phags pa)等,都跟史實不符,但對滿清支持藏傳佛教和頒敕印給達賴與班禪兩位活佛的動機,卻說得絕不含糊:「蓋中外黃教總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歸之,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繫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諂敬番僧也。…若我朝之興黃教則大不然,蓋以蒙古奉佛,最信喇嘛,不可不保護之,以為懷柔之道而已。」

自從威震兩百年的西藏吐蕃王朝於九世紀覆亡後,青藏高原上政權四分五裂,十一世紀開始各佛教教派結合地方豪強進行統治,但再無出現統一整個高原的政權,藏族勢力也再沒有能力伸展至高原以外。清朝統治者以外族身份從東北入主中原,清楚知道高原上的藏人對其江山並無威脅性,怕的是實際控制藏地的蒙古王公們。蒙古各部在北面和西北虎視眈眈,若夥同青藏高原的藏人一併作反,大清江山肯定岌岌可危。清廷一方面盡量分散和鉗制蒙古王公的強大勢力,一方面利用藏傳佛教及其高僧籠絡蒙古。西藏在這表面籠絡而暗中較勁的三角關係中如履薄冰,設法求存,但縱使步步為營,由於處於滿蒙勢力的夾縫,進退維艱。被後世稱為於十七世紀統一藏地的藏傳佛教格魯派首領第五世達賴喇嘛雖然以過人的聲望才智穩住局面,但他的繼任人第六世達賴既無他的政治才智,更被指縱情酒色,終於成為藏滿蒙政治角力的犧牲品,落得被蒙古押解往北京而死於青海湖畔的下場,成為其中一名短命的傀儡達賴。如果不是留下傳誦至今的幾十首膾炙人口、動人心弦的詩歌,有誰會特別留意他!

蒙古在藏地的勢力,始自十三世紀初蒙古汗國崛起的時代。十三世紀是一個紛亂的時代,藏傳佛教各宗派為了在環境嚴苛的高原上爭奪資源和拓展地盤,互相傾軋,內鬥不斷。為了鞏固勢力,各自依附不同的蒙古王公,以「施主與福田」的名義建立「供施關係」,尋找軍事靠山。1247年,藏傳佛教薩迦派第四祖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Sa skya Paṇḍita dKun dga’ rgyal mtshan)被蒙古闊端(Kőden)召往涼州,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代表藏地各宗派歸順。忽必烈即帝後,奉薩迦派第五祖八思巴為國師。1265年,久居蒙古的八思巴返回後藏薩迦,元朝正式實行對藏地的管治。元朝覆亡以後,雖然蒙古勢力退出中原,但蒙古各部仍盤踞漠北漠西一帶,青藏高原仍留下很多蒙古軍兵。有明一代,蒙古的威脅時刻存在。十五世紀後半葉至晚期,退居漠北的蒙古各部再趨強大。其中瓦剌(Oyirad, 元代亦譯作斡亦剌,清則譯作衛拉特、厄魯特)遷於今日新疆一帶,分為準噶爾(J̌egün γar)、土密特(Tümed)、杜爾伯特(Dőrbed)、和碩特(Qošod)四部。十七世紀中葉明清交接時,藏地各方勢力又再依附不同的蒙古王公,展開角力,形成藏地的實際管治者其實是蒙古這一鮮為人留意的局面。蒙古與滿洲勢均力敵,甚至可能處於優勢,對清朝威脅極大。對同是塞外民族,曾經入主中原並橫跨歐亞的蒙古人,清廷極度顧忌。有說法是清初以蒙古王公代理管治西藏,但這其實是晚明以來的既成局面, 而並非清廷所願。

蒙古人崇信藏傳佛教,亦是始自十三世紀元蒙時代。忽必烈尊八思巴為國師與帝師,並不全是籠絡策略,也有基於信徒對上師的虔敬。成書於十四世紀初的藏文《鄔堅巴大成就者傳記》有記載忽必烈晚年對由藏地前往元都的噶舉派(bKa’ brgyud pa)高僧鄔堅巴(U rgyan pa Rin chen dpal)的禮待,及對朝中強橫薩迦派僧人的順從。元朝縱容藏僧專橫之事,明代筆記和乾隆御製《喇嘛說》也有提及。元亡後,藏傳佛教在蒙古族中曾沉寂下來,藏蒙關係淡泊,及至十六世紀中葉才再度緊密起來。藏傳佛教格魯派(dGe lugs pa)開創人宗喀巴(rJe Cong kha pa)的弟子索南嘉措(bSod nams rgya mtsho, 1543-1588),因為教派屢遭當時由帕竹噶舉教派撐腰的藏巴(gTsang pa)政權打壓,於是靠攏當時大肆擴張勢力並經常侵擾明朝的蒙古土密特部首領阿勒坦汗(Altan Qan,有譯作俺答汗,1507-1582),獲阿勒坦汗給予「達賴」(Dalai)尊號,即蒙語「海洋」之意。後世奉為「第三世達賴」,分別以宗喀巴較早的兩名弟子為一世與二世。為了與蒙古人有更緊密的關係,格魯派第三世達賴圓寂後,弟子們根據其遺囑認定阿勒坦汗的孫兒為其轉世靈童,奉為四世達賴 。這位蒙古族的達賴,體現了活佛轉世制度深刻的政治含義,正如《蒙古佛教史》(頁73)所言:「西藏佛教的活佛轉世制度的發展和形成,實際上是把世俗的世襲制度成功而巧妙地向佛教聖職移植的新的組織形式,也可以說它的形式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宗教領袖人物所採取的一種政治方法。」。

但是,有蒙古土密特部作靠山也不一定萬全,縱使四世達賴是蒙古人,仍然因為得罪統治前後藏的藏巴政權而不得善終,死時只有27歲,藏巴政權還下令格魯派不准找尋其靈童。幾經波折,來自山南藏族的五世達賴洛桑嘉措(Blo bzang rgya mtsho, 1617-1682)才得以繼位。五世達賴精明能幹,親政後投靠蒙古和碩特部的首領固始汗(Güüši Qan, 1582-1654),得其扶持推翻藏巴汗,登上前後藏統治者的地位。與此同時,固始汗又給予宗喀巴另一弟子「班禪博克多」的尊號(「班禪」Pan chen 為藏語「大學者」之意,「博克多」為蒙語「睿智英武」之意),是為第四世班禪,追奉前人為一至三世。達賴與班禪兩大活佛系統得以確立,蒙古王公居功至偉。

五世達賴是少數確掌實權的達賴之一。雖然一般說「政教合一」是由他開始,其實當時他頂頭還有蒙古,固始汗才是西藏的幕後統治者。五世達賴執政至65歲才圓寂,時為1682年,康熙21年。當時支持他的固始汗早已逝世,其後人早已想伺機收回政權。五世達賴雄才偉略,在世時仍能勉力於藏滿蒙角力的漩渦中站穩,但如果圓寂消息傳出,形勢便很不妙。他生前苦心培養的攝政第巴桑結(sDe pa Sangs rgyas)恐清廷和蒙古人知道後會乘機找麻煩,秘不發喪,假稱五世閉關,找人假冒他,瞞住內面大部分人和外面所有人,在藏南雖然秘密找到靈童,但沒迎進布達拉宮, 然後攝政用五世名義獨攬政權達十五年之久。

第六世達賴倉央嘉措(Tshangs dbyangs rgya mtsho, 1683-1706)出生於藏南門隅(Mon yul)地區,但這「藏南」其實位於今日印度實際控制的阿魯納恰爾邦(Arunachal Pradesh)。1931年,英屬印度單方面將藏南大約3萬(有說6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劃歸印度,這邊界線稱為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當時西藏噶廈政府同意此劃分,但中華民國不承認這條分界線。1962年的中印邊境戰爭,是因為解放軍進入西藏後與印度領土接壤而產生問題,會談破裂而起。一般說倉央嘉措屬藏南門巴(Mon pa)族,而根據今日中國少數民族的劃分,門巴族是藏族以外的一個少數民族,不屬於藏族。為何五世達賴的繼承人會在此被尋獲?

如前所說,藏傳佛教各派歷來都不斷拓展地盤,爭奪資源。藏南的深山一直都是佛法不太盛的地方,人民主要信奉苯教和跟苯教很多共通處的早期藏傳佛教寧瑪派教法,倉央嘉措正是來自一個信奉寧瑪派的家庭。十三、四世紀藏地傳記經常提到高僧們不畏艱苦率領徒眾到這一帶未開化的地方弘法。格魯派得勢後,曾令不少其他宗派的寺院改宗,當然也會向這裡拓展勢力。1680年,門隅地區的寧瑪派(rNying ma pa)達旺寺(rTa dbang)改宗格魯派,之後亦有其他寧瑪派寺院改宗格魯。第六世達賴在此出生,門巴族一帶的喜馬拉雅南麓便順理成章成為格魯派的地盤,大抵跟四世達賴轉生到蒙古族中去的政治目的相近。

有說是康熙帝親征準噶爾時從軍中聽來消息才揭發五世達賴已死的真相。康熙帝是極強勢和精明的君主,謊言是否真的成功瞞過他十五年?看來未必,之前大清江山仍未完全穩固,暫且裝聾扮啞,待成功出征漠北才揭破謊言也有可能。而康熙帝首次親征準噶爾期間,西藏與蒙古雖未至外合,卻裡通,洩漏清廷虛實給蒙古人知道,康熙帝對西藏的不滿可想而知。1697年(康熙36年),康熙帝遣使往拉薩,命攝政第巴桑結使五世達賴與清廷使臣相見,攝政才被迫坦白,並從藏南迎接已經十四歲的六世達賴至拉薩,剃髮受戒,接受密集式宗教灌頂和教育。但是,慣於藏南山野間生活的倉央嘉措不久便厭倦了這枯燥的苦學生活,愛上詩律和修辭,開始通過詩歌抒發對愛情的渴望,以民歌樸實和自由語句表達其感情,有回憶在藏南與姑娘們兩小無猜、情竇初開的詩歌,有描述來到拉薩後與民間姑娘如何眉來眼去、同床共枕,也有描述修行時心猿意馬。他曾努力想潛心修佛。可惜並不成功。二十歲時, 攝政桑結敦請他到後藏日喀則班禪喇嘛跟前受比丘戒,倉央嘉措不但不接受,還要放棄之前所受的較低的沙彌戒,以死要挾,與攝政鬧翻。據說他從此留長髪,脫下黃色僧袍,穿錦繡衣裝,常在布達拉宮山後新建的林苑作樂,在有女子陪酒的酒館喝得醉醺醺引吭高歌。初時怕人知曉,悄悄夜間溜出布達拉宮,後來膽子越來越大,毫不避忌。


當時被藏人稱為「拉藏巴」(Lha tshangs pa,有作「拉藏汗」)的固始汗曾孫和伊犁的厄魯特王為爭奪西藏政權,欲剷除攝政,並不承認倉央嘉措為達賴。但倉央嘉措毫不抗爭,在班禪喇嘛面前聲明寧放棄格魯派教主的尊位,並公然花天酒地,清廷和拉藏巴、蒙古王公等多次警告他都置若罔聞。攝政第巴桑結兩次想毒殺蒙古拉藏巴,並曾想用武力驅逐他出拉薩,都不成功,六世達賴處境非常不妙。拉藏巴率兵攻攝政桑結府邸,桑結逃亡,後被殺。六世達賴活在政治夾縫中,放縱行為予人口實,拉藏巴欲廢他,遂取得清帝詔書,以「不守清規」、「非真達賴」等理由將他逮捕。他最終成為十八世紀初藏滿蒙三地政治角力與鬥爭的犧牲品。按漢地文獻記載,他是解往內地途中在青海湖畔突患水腫去世,結束了悲情的短暫人生,時年二十三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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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惠玲( Brenda Li) , 牛津大學西藏及喜馬拉雅研究博士 (D.Phil.,Tibetan and Himalayan Studies, Oxford University),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西藏語文導師,著有《細說西藏歷史文化》、《鄔堅巴評傳:十三世紀藏地大成就者》二書及其他論文、譯著。

2018年4月11日 星期三

《滿漢大辭典》(修訂版)





作者: 安雙成 主編出版單位:遼寧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年4月
定價:350.00元


1993年12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滿文專家安雙成等編纂的《滿漢大辭典》由遼寧民族出版社出版。該書收詞近五萬條,內容涵蓋清代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民族、文化等諸方面條目,及清代檔案術語、典章制度方面用語,是一部適合當代滿學研究者和滿語愛好者使用的大型滿漢對譯工具書。

《滿漢大辭典》的出版填補了自清以來大型滿漢辭書的空白,出版後得到了國內外專家和學者的一致好評,並於1995年獲得第二屆中國民族圖書獎三等獎。然而由於初印印數較少且時間久遠,目前仍有一定的市場需求,而辭典中的一些內容也需要進行修正,圖書的用紙、排版等工藝也需要更新,因此,遼寧民族出版社對1993年版的《滿漢大辭典》進行了全面的修訂。

遼寧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滿漢大辭典》(修訂版)在繼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從滿文文獻研究的實際和特點出發,在形式和內容上勇於鼎革、銳意創新,注重辭書的科學性和實用性,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和使用價值。本書在2012年被列入國家“十二五”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出版規劃(圖書)專案。

此次修訂,在三個方面較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一,採用現代滿文排版軟體對文稿進行重新排板,增強了辭典的通用性;二,作者在本書出版後的近20年間,又陸續在原有辭典的基礎上,增改了千余條的滿文詞條,提高了辭典的科學性;三,編訂了新的檢索索引,使本書的體例更加科學,使用起來更加便捷;四,內文使用字典紙印刷。

本書主編安雙成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研究員,主持編寫了《漢滿大辭典》,參加翻譯、編輯、出版了《清代中俄關係檔案史料選編》《清代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清初西洋傳教士滿文檔案選編》等多部檔案史料書,在國內外刊物或學術會議上發表了20多篇有關清史研究、滿語文、翻譯等方面的文章或論文。

《滿漢大辭典》作為國內滿文、滿語學習領域具有權威性的工具書之一,對它的修訂和完善不僅可以滿足國內滿文研究學者及愛好者對於滿文學習的需要,同時更有利於滿文、滿語學習的向前發展,促進國際國內滿學及相關學術研究的交流與繁榮,從而更好地保護和傳承滿族文化,維護民族團結。

遼寧民族出版社相關負責人表示,《滿漢大辭典》的編纂和出版將成為新時期民族團結、民族進步、民族文化繁榮昌盛的生動寫照,對民族文化建設無疑是一項功德無量的建樹。






2018年4月9日 星期一

Manchu Studies at Tübingen



Since the winter term 2008/09 a reading course in documentary Manchu has been an additional part of the curriculum at the Chair of Chinese History and Society. As the language of the rulers of the Qing empire Manchu was, besides Chinese, the most important language, especially in governmental communication.

Yet Manchu also served as a vehicle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Jesuit missionaries, for instance, carried out communication also in Manchu during the pre-negotiations to the Treaty of Nerchinsk in 1689. The Jesuit Joseph Moyriac de Mailla used a Manchu edition of the history (Yupi) Tongjian gangmu (御批)通鑒綱目 (Han-i araha tung giyan g’ang mu bithe) for his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While this is known quite well, Manchu translations of novels, such as the Gin Ping Me bithe (Jinpingmei 金瓶梅) or of scientific books attracted far less attention by scholars.

Since summer 2015 we are working on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Manchu version of a language guide for Korean merchants, Qingyu Lao Qida 清語老乞大, which has been edited and translated into modern Chinese by Zhuang Jifa 莊吉發 (Qingyu Lao Qida yizhu 清語老乞大譯注, 2nd ed., Taibei: Wenshizhe chubanshe, 2014, Series Manyu congkan 滿語叢刊). We also refer to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is Korean language guide which was carried out by Stephen A. Wadley ("A Translation of the 'Lao Qida' and Investigation into Certain of its Syntactic Structure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87). The direct translation from Manchu into English will not only contribute to the philological branch of Manchu studies, but will add to a deeper knowledge of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people under the Manchu dynasty lived in and outside of the capital, and how they dealt with each other in daily life.


Tübingen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anchu Studies in Göttingen




From 18 to 23 September 2017, Edward Yong LIANG, M.A.[1]  (picture above, second from left), and doctoral candidate in Sinology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Kore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Tübingen, was invited to teach Manchu studies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Manchu in Global History: A Research Language for Qing Historians," organized by the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 Centre for Modern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Göttingen. Over thirty scholars from East Asia, Central Asia,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attended his classes.

During his stay in Göttingen, Mr Liang gave lectures about Manchu sources, primers, diplomatic documents and official archives. As a language teacher, Mr Liang also facilitated the participants to learn Sibe-Manchu conversations, in an effort to revive Manchu as an endangered language.

Furthermore, Mr Liang offered valuable advice for improving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e.g. with regard to accessing more sources as well as helping in reading and translating Manchu texts. He also shared his personal collection of Manchu sources with the conference organizers and participants, who remarked that scholars feel thus much encouraged to exchange ideas and sources to enhance research quality.

Through this conference, a community of the Manchu scholars is taking shape, and Manchu studies is reaching a new level. Mr Yong Liang's participation has, moreover, demonstrated that Sin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Tübingen has appeared as one of the leading forces to revive Europe as one of the centers of Manchu studies.


[1] Yong Liang is a PhD candidate in the department of Sinology, studying with Prof. Vogel and Prof. Mittag.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economic growth of the imperial Jin-Qing state before 1644. He is currently drafting a book with a view to publication in the Brill series on non-European territorial expansion. He has a particular interest in the Manchu language and has translated the Manchu primers Ki meng (a book for enlightening methods of learning Manchu language), Oyonggo jorin bithe (substantial points of learning Manchu language) and Sirame oyonggo jorin bithe (the sequentially substantial points of learning Manchu language) which will be published by Brill.




(Department of Sinology and Korean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Tübingen)


2018年4月8日 星期日

滿文《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譯註







作者:葉高樹
出版社: 秀威資訊科技
ISBN13:9789863264811
出版日:2018/03/20


凡例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譯註 
【第一冊】
 上諭
 職名 
 目錄 
 祭神祭天議
 獻鮮背鐙祭議
 彙記滿洲祭祀故事
 坤寧宮元旦行禮儀注
 堂子亭式殿元旦行禮儀注
 堂子亭式殿祭祀儀注 
 堂子亭式殿祭祀祝辭 
 尚錫神亭祭祀儀注
 尚錫神亭祭祀祝辭
 恭請神位祭於堂子儀注 
 恭請神位入宮儀注
 坤寧宮月祭儀注 
 坤寧宮月祭祝辭 
 祭神翌日祭天儀注
 祭神翌日祭天贊辭
【第二冊】
 坤寧宮常祭儀注 
 坤寧宮常祭祝辭 
 四季獻神儀注 
 四季獻神祝辭 
 浴佛儀注 
 浴佛祝辭 
【第三冊】
 報祭儀注 
 報祭祝辭 
 堂子立杆大祭儀注 
 堂子立杆大祭祝辭 
 坤寧宮大祭儀注 
 坤寧宮大祭祝辭 
 大祭翌日祭天儀注 
 大祭翌日祭天贊辭 
【第四冊】
 求福儀注 
 求福祝辭 
 為嬰孩求福祝辭 
 獻雛雞背鐙祝辭 
 獻子鵝背鐙祝辭 
 獻魚背鐙祝辭 
 獻雉背鐙祝辭 
 獻鮮背鐙祝辭 
 堂子亭式殿祭馬神儀注 
 堂子亭式殿祭馬神祝辭 
 正日祭馬神儀注 
 正日祭馬神祝辭 
 次日祭馬神儀注 
 次日祭馬神祝辭 
 跋語 
 奏 
【第五冊】 
 祭神祭天器用數目 
【第六冊】 
 祭神祭天器用形式圖 


徵引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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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節選自葉高樹:〈《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編譯、版本及其史料價值〉

一、前言

  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皇帝(弘曆,hung li,1711-1799,1736-1795在位)敕編《四庫全書》,除收錄中國歷代典籍之外,並兼及清初以來官、私著述。見於《四庫全書》的清朝官書,其撰成之初,即不乏以滿、漢兩種文本或滿、漢合璧形式刊布;《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以下簡稱《典禮》),則是唯一一部先以滿文編寫,專為纂入《四庫全書》而改譯漢文者。

  《典禮》一書,記宮廷薩滿祭祀儀式,乾隆十二年(1747)先以國語、國書定著,四十二年(1777)復詔繙漢字。官方賦予是書各種意義,包括:一、隆重國家儀制,與《大清通禮》(乾隆二十四年,1759)並舉,兩者「相輔而行,用彰聖朝之令典」。二、展現立國規模,和《大清通禮》、《皇朝禮器圖式》(乾隆三十一年,1766)、《御製增訂清文鑑》(乾隆三十八年,1773)、《欽定開國方略》(乾隆五十四年,1789)等同列,為國家「所以嚴萬世之法,守而鞏無疆,丕丕基者,粲然大備」之書。三、宣揚滿洲傳統,《欽定開國方略》記騎射,《御製增訂清文鑑》載語言,《典禮》非但詳儀式,更呈顯「稟性篤敬,立念肫誠」的淳樸特質,「較古人執豕酌匏之風,尤為謹凜」;而騎射、清語、淳樸三者,係構成滿洲核心價值的「滿洲之道」,其重要性可知。

  宮廷薩滿祭祀有堂子(tangse)祭天和坤寧宮祭神之分,其時程為:「每日,坤寧宮朝祭、夕祭;每月,祭天。每歲,春、秋二季,大祭;四季,獻神。每月,於堂子亭式殿、尚錫神亭內掛獻淨紙;春、秋二季,堂子立杆大祭」,以及四月初八日佛誕祭祀前在堂子內浴佛。其中,在堂子立杆大祭(ambarame wecembi)之前,先於坤寧宮有一連二日的報祭(uyun jafambi);大祭之後一日,則在堂子亭式殿(ordo)祭馬神(morin i jalin wecembi),另於祭馬神室(morin i jalin wecere boo)祭馬神一連二日。又坤寧宮月祭、大祭翌日,則祭天;在坤寧宮戶外廊下,尚有不定期舉行的求福(hūturi baimbi)儀式。

  祭祀時,向神祇乞求、禱祝的薩滿(saman,祝神人),宮廷例由女性擔任。她們身繫閃緞裙(alha hūsihan)、腰鈴(siša),手執神刀(halmari)、手鼓(untun)等祭器,按既定程序引導典禮進行,並適時念神歌(jarimbi);太監等則在旁或打著鼓(tungken)、扎板(carki),或彈著三弦(tenggeri)、琵琶(fifan)相和,《典禮》即系統地記錄相關內容。全書共六卷,首列奏議二篇、彙記故事一篇(卷一);次為儀注十九篇、祝辭十九篇、贊辭二篇(卷一至卷四),計有四十篇;再是器用數目一篇,分堂子、坤寧宮、祭馬神室三大類(卷五);殿以器用形式圖一篇,共一百二十幅(卷六),是了解官方頒布的薩滿祭祀儀式的重要材料。

(*【二、編譯經過】【三、版本比較】兩段此略,請見原文)

四、史料價值

  金毓黻(1887-1962)為《重訂滿洲祭神祭天典禮》作〈序〉,曰:「金源禮制紀載之僅存者,惟《大金禮集》一書耳,而所載者悉為正隆(1156-1161)、大定(1161-1189)以後所定之典禮,多依仿漢制,故俗百無存一,《金史•禮志》率本是書。清室由東北入主中原所定《通禮》,亦多緣漢制,惟祭天於堂子、祭神於坤寧宮,猶能保存故俗。今欲因滿洲之禮制以上考金源之故俗,則捨是書其又何求?」

  認為《典禮》不僅保存滿洲傳統,且是探究金朝(1115-1234)禮制的線索,其重要性已明。關於是書的史料價值,試進一步析論如下。

  漢譯本《典禮》將乾隆十二年滿文本書成〈上諭〉中「meni gioroi hala wecerengge oci.(若是我們的覺羅姓跳神者)」一句,譯作「若我愛新覺羅姓之祭神」,對此學者早有討論,認為舉此造成專記皇室薩滿祭祀的誤解,甚至衍生出將愛新覺羅家族的祭儀作為滿洲諸姓氏共同規範的看法,以致忽略此書係總結整個覺羅氏薩滿信仰的意義。惟兩種文本都經乾隆皇帝親自核定,對於滿、漢文文義的出入,不致無所知悉,而結果如此,或有彰顯其權威性的用意。從《典禮》的內容來看,各項儀注的規範,都是根據宮中現行「條例」;考訂祝辭的依據,率出自內廷新、舊薩滿或五旗王公之家;協助典禮的人員,如司胙官(amsun i janggin)、司香長(hiyan i da)、司香婦人(hiyan i hehesi)、太監等,均隸屬於宮廷;祭祀舉行的場所,無論是堂子、坤寧宮或祭馬神室,皆為大內空間;祭器型制的講究,更非常人所能負擔,自然可以理解為皇室專有,尤其是堂子祭典。

  堂子原為女真部落祭祀的場所,崇德元年(1636)皇太極(hong taiji,1592-1643,1627-1643在位)諭定祭堂子、神位典禮,並禁止民間私設,曰:「祭天祭神,倘不齋戒,不限次數率行往祭,實屬不宜。嗣後,每月固山貝子(gūsai beise,宗室封爵第四等)以上各家,各出一人,齋戒一日,於次早初一日,遣彼詣堂子神位前,供獻餅酒,懸掛紙錢。春、秋舉杆致祭時,固山貝子、固山福晉(fujin,夫人)以上者往祭,祭前亦須齋戒。除此外,其妄率行祭祀之舉,永行禁止。」

  至康熙五十七年,更停止宗室王公自堂子請神回府,堂子祭典遂為皇帝獨佔。因此,將《典禮》視為是宮廷專用的「祭祀書」,亦無不可。然而,也不能忽略允祿等奏請「有情願抄錄者,俱准其抄錄」之議,以及《典禮•坤寧宮月祭儀注》結尾處有「凡諸王、貝勒、貝子、公等,以及宗室、覺羅,並伊爾根覺羅、錫林覺羅姓之滿洲等,俱如此儀祭之」等語的意義。例如:道光八年(1828),覺羅普年(1792-?)據滿文本繙譯摘編成《滿洲跳神還願典例》,收錄〈坤寧宮每月跳神儀注〉、〈跳神第二日還願儀注〉、〈祈福儀注〉等三篇儀注。此當為普遍適用者。

  值得注意的是,〈彙記滿洲祭祀故事〉的性質,與其說是總結覺羅氏薩滿信仰,不若視之為允祿等人整理的「調查報告」。是篇先敘滿洲國(manju gurun)敬天與神、佛,自盛京創基以來未敢改易的傳統。其次,以宮廷祭儀為中心,從「大同小異」的觀點,呈現大內、宗室王公,以及滿洲人等的情形。例如:自大內以下至覺羅姓滿洲人等皆用女薩滿,挑選的範圍則視各家的身分、等級而有不同,若不能得人,即以本家家長代替。再次,分析生活環境變化對祭祀內容的影響,說明因地制宜的必要性。例如:祭祀用的各種「餻(efen,餑餑)」,本以「稷米(fisihe,小黃米)」為原料,惟「江南各省駐防滿洲人等,因其地不產稷米,即以江米(yeye handu,黏梗米)代之。在京之滿洲人等,或無莊頭者,其釀酒、灑餻、打餻,即以所領俸米內江米代稷米用」。復次,記述祭祀規範。例如:為祭祀而釀酒、做餻者,其器皿必專用,是以大內特立「神廚(amsun i boo)」,王府及勳舊滿洲人家均各專設一分,「單姓寒門,並無另室之家,於祭期之前,整理祭品後,洗滌鍋、缸,封閉,以備祭祀之用」。最後,則提示諱忌之事。例如:「滿洲人等,如本家遇有孝服者,必請出神位,暫安於潔淨之室」等。文中多次出現「覺羅姓之滿洲人等(gioroi halai manjusai)」、「滿洲人等(manjusa)」,兩者指涉對象顯然有所區別,不盡然僅限於宗室、覺羅或覺羅姓。

  《典禮》代表官方對傳統祭祀的整理和規範,與滿洲社會流傳的祭祀文本相對照,可進一步了解其意義。茲以漢文《滿洲西林覺羅氏祭祀書》為例,是書據抄錄者嚴奉寬所言:「此鄂文端公族祭祀家規」,即雍、乾之交大學士鄂爾泰(ortai,1677-1745)家族的祭祀書。書中收錄〈條規〉七種,多見於《典禮》,但無祝辭;各〈條規〉的編排方式則有別於《典禮》,均包括儀注、祭祀器用數目、注意事項等。在儀注、器用數目方面,係屬「皆隨土俗,微有差異」的部分,西林覺羅家族的規矩自然和宮廷有所區別;在注意事項方面,與〈彙記滿洲祭祀故事〉互有異同。以祭祀期間的禁忌為例,《典禮》曰:「又已釀酒,則不入有服之家。倘遇不得已之事必須往者,已汙其目,則不即入祭室。必俟新更月建後,始入焉。或易其衣冠、沐浴,過三日後,亦可入。……若族中孝服,則在大門外釋去孝衣,始入院內。如無另室之家,則淨面、洗目,焚草,越火而過之,始入。」

  《滿洲西林覺羅氏祭祀書》曰:「凡祭祀,自作酒日始,不往弔,不探病,不觀死物。或出門,途遇送殯等事,俱為不祥,宜急藏避。家人在外常行,難避不祥等事,但令用鹽水洗目。尚堪更以見其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之意也。」

  《典禮》另有「凡滿洲豢養牲畜人家,不令豬入祭室院內,倘有走入者,即省其豬以祭之。省(silgimbi)者,避宰割之辭」;「若族中孝服,則在大門外釋去孝衣。始入院內」等禁忌。《滿洲西林覺羅氏祭祀書》亦有類似的說法:「馬、驢、牛、騾、豬、羊等畜,亦不許入戶。倘有畜類入戶,則割去其耳,以除不祥」;「一切孝服,及繫白帶、穿白鞋者,一概不許進門」。又滿文本《典禮》指出,「dergi booci fusihūn.(從皇上家以下)sula uksun. gioro.(閒散宗室、覺羅)jai gioroi hala manju sade isitala.(以及至於覺羅姓滿洲們)gemu ulgiyan i wecembi.(都是用豬跳神)」,漢譯本特別列出「伊爾根覺羅、錫林覺羅姓之滿洲人等」;然《滿洲西林覺羅氏祭祀書》曰:「凡祭祀天神俱係用豬,惟我西林覺羅氏豬、羊俱可用,此事歷來已久,不能稽考。但用羊務擇口齒小而肥,澤純白無雜毛者吉」,兩者顯有不同。其中相同者,說明《典禮》係有所本;相異者,則反映官方嘗試規範的用意,但並非強制執行。

  關於在祭祀活動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祝辭,論者指出,經由《典禮》的整理,出現藻飾化、講究語法、用詞準確等特徵。就用詞準確而言,試以《滿文原檔》收錄的「enduri de jiha lakiyara de hendure gisun.(在神前掛錢時說的話)」,與滿文本、漢譯本《典禮》近似者做比較。

  (*……下略……)

五、結論

  乾隆皇帝敕撰《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一書,先於乾隆十二年由允祿等人以滿文編定刊行,再經阿桂、于敏中於乾隆四十五年譯成漢文,並收入《四庫全書》。官方賦予此書隆重國家典禮、展現立國規模、宣揚滿洲傳統等多重意義,是研究清朝宮廷薩滿祭祀儀式的重要資料。

  《典禮》共分六卷,係允祿等人根據大內現行「條例」,以及經由蒐集、比對而確定的掌故和祝辭組成,具有整理、公開資料的意義。阿桂、于敏中奉旨譯漢時,先將器用數目、器用形式圖繙出,再進行儀注、祝辭的繙譯。惟祝辭中有若干神祇名號、禱祝用語已無法詳究,便採取音譯的方式,以「闕疑傳信」。雖然研究者嘗試以字音比較的方法進行解讀,但是成果仍屬有限,也未必令人信服。

  就版本而言,《典禮》的滿文本有二:一是乾隆十二年刻本,一則是乾隆四十五年以後的刻本。在漢譯本方面,就個人所見,則有《四庫全書》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內閣寫進呈稿本」,以及收入《遼海叢書》的坊刻本。比對滿、漢文本的差異,約為有滿文而無漢文、有漢文而無滿文,以及滿、漢文義有出入等幾種情形,均屬從事滿、漢文本比較時所常見,並不影響對全書內容的認知。

  《典禮》的性質,呈現皇室薩滿祭祀的儀制,也有覺羅姓或異姓滿洲人等適用的部分;尤其〈彙記滿洲祭祀故事〉一篇,更是薩滿信仰的傳統與現況的總整理,可以和民間流傳的「祭祀書」互相參照。然而,應以滿語誦念的祝辭,因整理而失去原有特色,譯成漢文更屬無謂,反致減損其史料價值。






葉高樹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專攻清史,現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著有專書《降清明將研究(1618-1683)》、《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以及〈康熙皇帝的焦慮──立儲、開邊和歷史定位〉、〈從「八家均分」到「按官給俸」──清朝八旗俸餉制的建立〉等學術論文四十餘篇。


2018年4月6日 星期五

蒙古獨立與蒙中俄關係 (1911-1945年)





    定價:330元
  • ISBN:9789868582859
     

內容簡介

以蒙古人的觀點,解析蒙古與台灣、俄國的歷史關係
  ●蒙古獨立是蒙古人本身自願的,不是俄帝煽動的結果。蒙古獨立運動曾經不被任何國家支持,其獨立的過程完全依靠本身鍥而不捨的努力,向當時北方強大的鄰國(俄國)請求援助。俄國如何回答?俄國實際上對蒙古抱持何種態度?

  ●為了收復內蒙古,蒙古國政府曾於1913年向中國發起戰爭。蒙古國的政策以收復原先完整的領土,並恢復13世紀成吉思汗成立的「大蒙古國」為目標。依據蒙文文獻,內蒙古四十九旗當中幾乎全部希望加入蒙古國。當時蒙古國與內蒙古的關係如何?

  ●蒙古人於1911年發起第一次獨立運動,欲脫離滿清,卻被新建立的中華民國視為地方分離運動,加以反對。曾經建立橫跨歐亞帝國的蒙古,在歷史的悲劇中分裂為內、外蒙古。1911、1921年,內蒙古人與位於俄國境內的布利雅特蒙古人,都曾參與過獨立運動,足見蒙古國為蒙古族團結的重要中心。

  ●蒙古1911年的獨立運動成功後曾因俄國、中國的影響而受限,最終仍於1945年得到承認。1911~1945年如此長的時間裡,蒙古如何制定政策,順利周旋於兩國間?

  ●除了與中、俄國兩大強國間的關係外,蒙古也曾試圖取得美國、日本等第三方鄰國的承認,企圖影響中俄兩國對獨立一事的態度。雖然最終都未成功,此一歷史過程仍舊值得世人關注。


目錄
摘要
作者序 讓蒙古國的風吹進台灣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二節 文獻回顧

第二章 蒙古獨立緣起
第一節 歷史緣起
第二節 經濟的影響
第三節 滿清新政在蒙古

第三章 蒙古獨立運動
第一節 蒙古代表團赴俄請求援助
第二節 收復庫倫恢復蒙古國主權
第三節 收復烏里雅蘇臺、科布多市

第四章 蒙古獨立後的情況
第一節 蒙古國政府與中華民國的關係
第二節 內、外蒙古的統一運動
第三節 蒙俄友好條約
第四節 蒙俄友好條約對蒙古國的影響

第五章 1915年恰克圖條約
第一節 關於蒙古問題中俄的《北京聲明書》
第二節 蒙古國政府總理賽音諾顏那木囊蘇倫訪問俄國
第三節 蒙中俄三國恰克圖會議
第四節 恰克圖條約之後的蒙古

第六章 1919-1921年蒙中俄關係
第一節 取消蒙古自治權
第二節 白俄軍官恩琴進入蒙古恢復蒙古自治權
第三節 1921年蒙古人民革命勝利

第七章 1945年蒙古人民共和國獨立公投
第一節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第二節 蒙古人民共和國獨立公投

第八章 結論

參考文獻

附錄
附錄一:蒙俄商務專條
附錄二:蒙藏友好條約
附錄三:1915年蒙中俄恰克圖條約
附錄四:1945年蒙古人民共和國獨立公投投票統計表

作者簡介

其木格 ,出生於蒙古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曾任蒙古國家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留學台灣逾十年,研究專長為蒙古史以及蒙古與中國、俄國三邊關係,蒙古與台灣(中華民國)的關係,另外也從事蒙古漢學研究以及兩岸關係研究。相關著作包括台灣大學碩士論文《1945年蒙古人民共和國獨立公投研究》,《Surging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Legacies, Politics, and Turns of Sinology in Contemporary Mongolia》(Enkhchimeg Baatarkhuyag and Chih-yu Shih,收錄於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之學術論文集《Post-Communist Sinology in Transformation Views from the Czech Republic, Mongolia, Poland, and Russia》2015),另有專門研究《蒙古與台灣關係》發表於蒙古學術期刊,以及《1945 оны Зөвлөлт Хятадын Найрамдлын гэрээнд тусгагдсан Гадаад Монголын талаар Хятадын сурвалж бичигт хэрхэн тэмдэглэгдсэн тухай》發表於俄國學術期刊 Бурятск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демократы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мысль Монгольских народов в ХХ в. (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статей) Улан-Үдэ 2008。母語:蒙文;精通:中文、俄文、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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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蒙古國的風吹進台灣
  十多年前,當我初次踏進師大國語中心時,每間教室的牆壁上都掛著一張張世界地圖。但是,沒有一張地圖上出現「Mongolia」的字樣,相反地,卻把蒙古擺在中華民國的範圍內。

  對於在獨立國家出生、長大的我而言,這簡直是一件不可思議的現象。

 在我認識的諸多台灣朋友中,每一位都以為我會說中文,都稱呼我來自「外蒙古」,沒有人認為蒙古是個獨立國家。當年,我一進入台大碩士班就讀一年級時,一位教授不知為何對我抱持著十分強烈的敵意。他批評我既然是中國人,為什麼中文還說不好?或是,你就是中國人,蒙古獨立算什麼?那年我不過是個二十初頭的小女生,因自己出生長大的國家而遭受謾罵,既不解也不懂得辯護。就這樣,默默在心中留下無法忘懷的傷痕。

  雖然那時我幾乎要放棄回國了,但是身邊的台灣朋友卻不斷地鼓勵著我。加上,好面子的我不願意回國時被誤解,讓人說我怎麼隨隨便便就從學校退學?終究,我選擇了留下來,甚至還拿了個博士學位。這大概是當初完全料想不到的。

  這幾年裡,我發現台灣人對蒙古的瞭解真的太淺、錯誤太多了。在盡力解釋的過程中,我興起研究蒙古獨立史的興趣。因為,用中文發表的相關著作確實相當稀少,我開始希望有一本書能夠讓台灣的朋友瞭解真正的蒙古史。而當我開始認真研究蒙古獨立史時,也發現獨立過程遠比我想像的更加漫長與艱辛。我衷心希望蒙古的年輕人能多加珍惜這個國家。雖然世代更迭,現今已是個提倡人權的時代,人人都懷抱獨立自主的願望與快樂。難道這不是在前人的奮鬥中一點一滴改變而來的嗎?這份精神,相信應該長存心中。

  最後,這本著作使用相當多蒙古重要的第一手材料,相信會對部分讀者有所幫助,也是本書的價值所在。由於是第一本書,不完善之處還有許多,期待更多人能夠批評指教。雖然不管在閱讀史料或是翻譯上都相當困難,最終沒有放棄而以中文發表,我真的感到相當慶幸。在台灣十幾年鼓勵我的老師以及所有朋友們,還有我的家人,我要致上最誠懇的謝意。謝謝你們,也謝謝讀者。


2018年4月1日 星期日

滿洲研究班2018年人事變動



滿文專任助理



2018年3月1日開始,滿洲研究班成員孫韻潔將轉任國立清華大學黃一農院士的滿文專任助理。

工作包括滿文資料閱讀、翻譯、整理,並得至台北及大陸各地出差,蒐集滿文資料,如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目前的工作是協助黃院士完成其「人文行遠專書寫作計畫」:曹雪芹的歷史世界(四年期)。

孫韻潔,中正大學歷史系畢業,曾隨我學習滿文兩年半,成績優異,今能學以致用,則幸何如之。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甘德星)

2018年3月18日 星期日

康熙廢太子胤礽讀音再考


胤礽,康熙14年立為皇太子, 47年及51年兩度被廢。後為避其弟雍正諱,改名允礽。


胤礽滿文作In Ceng,允礽則作Yôn Ceng。莊吉發教授以為礽字,「必須對照滿文,始能正確的讀出」其音,即ceng。見滿文史料與雍正朝的歷史研究‧摘要〉,《兩岸故宮第一屆學術研討會:為君難-雍正其人其事及其時代》(國立故宮博物院,2009), 及同論文集,頁242; 全文又見《清史論集》(20)。




不過,《康熙字典》曰:「《廣韻》如乗切。《集韻》如蒸切,𠀤音仍。《玉篇》福也,又就也,亦作仍」(見下圖);與滿文 ceng 無對音關係。




我原來認為「礽」的漢字音應讀作réng,不讀作ceng,原因有二[1]

1.滿人入關前即開始漢化,入關後漢化更日漸加深。胤礽之名是先有漢文,復有滿文。從康熙其他皇子之名首字皆按胤字、次字皆以「示」字()偏旁排輩可知,如皇長子名胤禔、皇四子名胤禛、皇十四子名胤禎等等。若先有滿文之ceng,則大可直接用成、承、誠等字對音,而不致滿漢文讀音不一。
2.胤礽的滿文對音所以不寫作 reng 是因為滿洲人不能發字首的r,否則必得寫作ereng,以利發音,俄羅斯之寫作oros即其例也,故只能退而求其次,以字音、字形相近的ceng代替。

雖然這兩點觀察,即名字先有漢文及滿文字母r的字首讀音,基本上並不錯誤,但翻檢《康熙字典》的藍本,即明朝張自烈的《正字通》和梅膺柞的《字彙》兩書都將「礽」讀作「成」。《正字通》云:「舊註音成。福也、就也。一說礽當讀曰仍」(午集下,示部,26a/頁759);《字彙》云:「時征切,音成。福也,又就也」(午集示部,83a/頁326)。《正字通》與《字彙》皆編撰於明末,可知「成」乃《康熙字典》55年編成前之異讀。康熙為了統一讀音,沒有把當時認為不規範的讀音「成」收入字典之內,「仍」的讀音自《康熙字典》後乃定於一尊。


《正字通》 


《字彙》


胤礽生於康熙13年,早於《康熙字典》編成前,故胤礽名字的「礽」字仍保有明末清初時的流行讀音「成」,並正確反映於其滿文讀音中。





[1] 2016816中正大學滿洲研」網。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甘德星)



2018年3月15日 星期四

滿文顏色字的讀音:白和綠




滿文的顏色字中,有兩個常見的字讀音較特別。一個是šanggiyan(白)、另一個是niowanggiyan(綠)。兩個字的末音節都念「煙」。Cing Wen Ki Meng Bithe中的mudan encu -i Manju hergen部分已注明之:šanggiyan唸作「山煙」(1:45b)、niowanggiyan唸作「女牛煙」(1:51a)。

然而,fulgiyan 的giyan仍念giyan。šanggiyan和niowanggiyan 之所以會發生音變是因為giyan 受前面音節-ng的影響,gi-被同化,併入前音節之故。




(國立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甘德星)